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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缘起
信息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  发稿作者:管理员   ‖  发稿时间:2014年12月22日  ‖  查看2533次  ‖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芒的著名文献,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是刘少奇同志对我们党的重要贡献,更是刘少奇同志一生崇高思想境界的鲜明写照。时下认真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于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修养的重要论述,忠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有效抵制和认真克服“四风”问题,更加有力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作风建设的决策部署,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统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津浦铁路以西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党的工作和抗日战争。当时,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洛阳,洛阳成为河南乃至中原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豫西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而渑池又恰好处在豫西的中心地带,特别是日军占领了晋西南风陵渡这个黄河重要渡口后,渑池更是成了陕甘宁边区通往中原、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交通枢纽,县城建有八路军兵站。因此,刘少奇肩负党中央的重托,在赴任途中,决定先到渑池为领导中原局的工作、打开华中抗日局面做好必要的准备。

  1938年1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渑池,住进民主人士王少琦家的后院上房。该房非常简陋,上无楼棚又无隔墙,临时用白布隔开,分成三间。刘少奇在东间,中间堆放的是从延安带来的整麻袋、整捆的书,西间住的是豫西特委派来的两名译电员。安顿住下后,他旋即就投入到了千头万绪的紧张工作之中。

  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批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向延安,这样一来就为革命增添了大量新生力量,但也把当时国统区不同阶层的各种复杂思想乃至一些不良习气和作风带到了延安。而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变化的需要,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全党大量地、十倍百倍地发展党员。这个决议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采取许多措施发展党组织和吸收新党员,大批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被吸收入党,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如晋察冀边区的晋中、冀西两区的党员在一年之内就由几十人发展到8000多人;在河南到1938年9月,全省党员也已达8000余人,有59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

  对于当时党的这种状况和所面临的新形势,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刘少奇,曾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做过深入交谈,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对短期内我党大批吸收新党员,刘少奇一方面表示出极大的兴奋,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忧虑,他担心如不能及时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引导,使之端正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势必会影响到党员队伍的健康成长,进而影响到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因此,他认为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极为严峻的政治任务,也成为能否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

  于是,刘少奇同志迎难而上,尚在奔赴中原途中,就开始思考酝酿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系统、全面论述的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了。特别是经过在渑池的一段实际工作后,刘少奇深感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的“要在全党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的号召十分必要和及时,高瞻远瞩,是个非常英明的决定,但当时党员的学习材料太少,尤其是能够跟上形势发展需要且能指导实际工作的比较系统的学习材料更少,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学习的需要。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着重提出的“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这一重大命题,此时在刘少奇思想深处引起更加强烈的共鸣和共识,使他产生了对“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这一重大课题的浓厚兴趣,而且结合实际工作很快投入了研究与创作。

  刘少奇在渑池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没有时间学习和写作,只好留待晚上。时值寒冬,没有暖气,就用木炭火盆取暖;没有电灯,就点蜡烛或煤油灯照明;有时候深夜他还离开房间到院里来回踱步,思考问题。刘少奇在渑池生活上也很俭朴,吃的饭多是随行人员做的。没有大米,就吃小米或玉米面窝窝头;当地红薯多,红薯几乎成了主食,就是熬夜饿了,顶多也只能再烤些红薯吃;红薯吃得多了,结果闹起了胃病,以致身体日渐消瘦。

  刘少奇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写出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提纲和部分初稿。在1938年底至1939年1月初豫西省委举办的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上,刘少奇亲自为训练班讲课六次,其中三次就是讲授在渑池起草的《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专题讲述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他边讲授边修改,有时还抽空找同志们征求意见,加以完善。据参加过训练班的同志回忆,《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稿就放在一个硬夹子本里,这个硬夹子本四周是紫红色的边,中间是黑色的面,刘少奇每次讲课都是掀开这个本子讲的。

  《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提纲分为四个部分:(一)修养的基本条件;(二)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空前艰苦的事业;(三)同志中对共产主义事业之伟大与困难的认识;(四)总结。这个提纲看似很简单,但三次讲述的内容却十分丰富,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论述了怎样建设一个伟大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讲述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及修养的基本方法,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等重大问题。他的讲述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说理透彻,参加学习的同志们都说,这是入党以来受教育最为深刻的一次党课,以致几十年后许多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还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刘少奇同志的讲课,令听课的人终生难忘。

  1939年1月22日,刘少奇离开渑池,1月28日抵达中原局驻地确山县竹沟镇。按照刘少奇的指示,中原局和中共豫南省委参照在渑池办训练班的经验,在竹沟连续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并扩大受训范围,培训支部书记以上各级党政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教育,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及部分初稿的基础上精心撰写讲演稿,经过认真思考,又加上了个“论”字,使之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常常是在夜里写作读书和学习,往往一写就写到凌晨三四点甚至是通宵达旦。每到夜里十二点后他就戴上用铁片自制的“健脑器”写作,以提高写作效率。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工作,终于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完整的讲演稿。

  讲演稿对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共分九个方面进行论述:(一)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二)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三)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四)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五)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六)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七)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举例;(八)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九)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态度,对待党内斗争的态度。

  刘少奇在竹沟多次给党员干部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有2800多名党员干部得到训练教育。刘少奇在渑池、竹沟的讲演使中原地区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及时而深刻的教育,使他们的政治觉悟、思想认识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党的组织纪律观念也得到了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更加明确,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和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也大有提高,同时也较好地肃清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对党在中原地区继续深入正确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不断开创抗日斗争的新局面以及对党员队伍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健康成长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39年3月,刘少奇由竹沟镇返回延安,主持筹备召开全国职工代表大会。其间,应时任延安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的邀请,少奇同志欣然答应为马列学院学员作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的专题讲演。1939年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向学员们作了两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要演讲。他根据自己党内生活的长期观察和体验,系统论述了共产党员加强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内容和方法,列举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提出了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应采取的态度,也提出了做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具体标准。刘少奇的演讲报告,使马列学院学员在思想认识上得到很大启发,澄清了当时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使大家普遍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党性修养思想教育。

  刘少奇在马列学院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学员们反应极为强烈。张闻天认为刘少奇的讲演很好,所讲的内容正是当时广大党员迫切需要的,他就请刘少奇把演讲稿整理成文,在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上发表。刘少奇当时的演讲内容分三部分,但没有整理完,只整理了前两部分即第一部分绪论(主要讲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以及修养的基本方法)和第二部分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第三部分即党员组织纪律的修养部分没有整理。刘少奇将整理出来的前两部分内容仍定名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交给张闻天,张立即转给《解放》周刊责任编辑吴黎平送毛泽东审阅。三天后,审定稿返回编辑部,毛泽东还附了一封短信,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应当尽快发表。于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先后在《解放》周刊1939年8月2日第81期,8月30日第82期和9月20日第83、84两期合刊上全文予以连载。9月,竹沟中原局印刷厂也立即翻印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解放》周刊编辑部很快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纷纷要求出单行本,中宣部采纳了这个意见,1939年11月7日(一说11月2日),在延安由新华书店首次出版发行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并很快出了三版,仍供不应求,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予以转载或出版单行本,大量印发到党员干部手中,作为党课教材阅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中,该文被列为整风的必学文件,1943年又被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对当时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起到了重大作用。

  六十多年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政治觉悟的重要文献。这一经典著作多次出版,历经几十年,经久不衰,先后印刷数十次,总印数以千万计,其中仅1962年9月到12月,修订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就发行近500万册。1981年又被编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上卷。同时,该书的英文、日文、捷文、荷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译本也先后在几十个国家发行,影响巨大。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系统理论,填补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空白,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并且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党性修养融为一体的历史必然性,即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高度上认识党性修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党性修养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以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党建思想杰出的理论贡献。邓小平在评价刘少奇对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杰出贡献时说:“刘少奇同志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为捍卫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为巩固和发展党的队伍,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为确立党的生活的基本准则,为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和其他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教育了全党的广大党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石 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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