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录或笔记，梁启超说，“笨是笨极了，苦是苦极了，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条路。”

近日，我偶读到了一篇名为《笨方法真功夫》的文章，讲述了诸如宋濂、苏东坡、鲁迅等许多饱学之士是如何把抄写这种笨功夫、死功夫，运用成巧功夫、真功夫的故事。文中说好学之人，无论家境、天分，似乎都有抄书的嗜好。

明朝晚期文学家张溥采用抄书这种“笨办法”来读书，抄完后将书朗诵一遍，诵读完毕后把抄本烧掉，重新来过，如此反复六七次；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以抄《汉书》为日课，坚持不辍；曾国藩曾经一笔一画抄过《经史百家杂钞》与《十八家诗钞》，数量之多，蔚为壮观；鲁迅先生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担任佥事期间，住在北京城中的绍兴会馆，仅抄录古碑就达790种；侯宝林，年轻时学相声读《谑浪》，市面上无书可买，他一连十八天跑到图书馆，早去晚归，抄下了这本十多万字的书。

在文章的结尾处总结到“学识从来不会一夜暴增，困知勉行中铢积寸累看上去辛苦笨拙，却是真正的捷径。”读后，我不禁陷入了沉思，抄写真有如此大的益处吗？

现今，我们在进行理论学习时，常常会运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这样的学习方式，通过抄笔记做到深学深悟、常学常新，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理解和把握，切实用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但深刻反思，我们真的抄对笔记了吗？古今学者热忱于抄书，对他们来说抄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正如曾国藩所悟：抄的是诗文，学的是古人作诗作文的技巧，悟的是古贤做人做事的方法、襟怀和境界，可谓一举多得。越抄，越觉得经典文本的可贵和可爱。而我们在日常的抄写过程中，时常伴有的是对书目众多、学习任务重的抱怨，对需要抄写的笔记，常常抱有抄了也就抄了的态度。有时一本笔记本抄完了，看似成就满满，但再回忆一遍其中内容，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平时还有人会调侃几句，“要认真抄笔记啊，练练字也是好的。”

仔细回想，小的时候，大人常说：读书十遍，不如抄一遍记得清楚。上学那会儿，也确实领会到了抄写的益处，把有用的文章、公式抄写下来，整理成册，对考试复习确也能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但工作之后，似乎对抄笔记这件事情就不那么重视了，平时多是走马观花式的浏览、机械般的摘抄，对书本内容不求甚解，碎片化的阅读方式让大脑越来越“懒”。对照先贤，不免自愧。

如今真正乐于抄写之人兴许不多，但只要我们在每一次抄写过程中，把字字句句落实，并留心思索、用心研究，便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先祖曰：“著书不如抄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郑秋韵）